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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都有医疗反腐，但今年的打击力度空前，引发行业震动。
“几个大的医药代表群都解散了。陌生拜访暂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维持部分旧业务，见医生一面就不错了。尽量不去门诊拜访，交流基本限于业务讨论。”广西一位药企销售人士告诉“医学界”。
从5月10日国家卫健委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到7月28日中纪委在北京召开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动员部署会，不到三个月时间，监管部门已多次发出医疗反腐的强力信号。
各省迅速跟进。8月2日，广东、浙江、海南、湖北多省陆续发布通知，要求集中整治全省医药领域腐败乱象。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一份时间安排显示，这一年的整治工作，2023年7月底前是自查自纠阶段，宽大处理主动说明问题、主动投案的人员；此后十个月集中整治；2024年6月总结整改，届时将会出台一批制度文件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今年的高压反腐，医药合规律师、北京至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岑岩并不感到意外，她对“医学界”分析，从最早的药品零加成，到两票制、集采、医疗卫生行风建设等，国家从未停止过打击医疗腐败。“这是大趋势，只不过过去三年有所放缓，大家似乎觉得‘宽松了’。今年，反腐重新被提到极高的位置，因为它是净化国家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高压反腐下，药代工作暂停
据财新网报道，在近日中国人口学会举行的首届“健康战略传播学术年会”上，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郑雪倩介绍了受国家卫健委委托开展的一项课题，梳理了2013-2022年间2900多例涉及医疗领域的刑事判决书。
其中涉及行贿受贿的判例出现在器械领域的比例最高，约占40%；药品和耗材分占30%、20%。从关键环节来看，行贿受贿行为出现在决策环节中的比例达到45%；其次最多发生在使用环节，占36%；在采购环节出现的数量亦占19%。
对于行贿受贿的行动者，判例中发生在行政管理部门的比例以49%居首，远超临床科室（17%）、医技科室（11%）、后勤系统（13%）。从关键人群来看，正职领导占比为30%，副职占11%；发生于中层干部的数量最多，占比40.57%；其他一般人占到8.1%。
今年反腐多部门联动，打击力度空前，让企业感受到“今时不同往日”。“据我了解，山东地区销售同事的工作全部暂停，不允许拜访医生，放假在家公司安排了线上课程，说是要‘练内功’，赋能学习。”江苏一位药械企业销售部人士对“医学界”表示，“上周末我本来要去济南开会，后来行程也全部取消。”
“每个地方力度不同，我们这部分工作还照常进行，但大家也很迷茫。我问领导接下去的工作安排，他也不清楚，说要等再上一级的通知。如果真的不能做了，那就大家一起停业，学习产品知识。”前述药械销售说。
谈及和企业的关系，福建一位骨科主任医师对“医学界”坦言，过去，医生群体尤其是高年资医生，不少人的收入中确实存在灰色部分。“但没有外界想得那么夸张。无论是规范制度，如集采后的‘不能腐’，还是通报典型案例让人‘不敢腐’，这几年大家都很谨慎。真正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的，一般都是‘胆子大’，且具有一定学术和行政话语权的医生，这些人在比例上毕竟是少数。”
李岑岩则对“医学界”表示，第一轮反腐的重点是抓典型，惩戒和教育并存，但随着医疗反腐驶向深水区，“不能觉得法不责众，上面有人顶着，自己情节轻微就安全了。现在各级纪委监委已经开始分期入驻企业和医院，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不停止，总有一条线索会牵连到当事人。并且现在各部门采取深挖扩线的案件线索机制，被查处的风险无处不在。”
药企与医生的协作要重新建立
除了对药械代金销售等传统腐败手段进行打击，本轮医疗反腐还延伸到了以“讲课费”“会议劳务费”为代表的药械信息传递、学术交流推广活动。半个月前，广西一家医院出台相关方案，要求全院医务人员主动清退既往5年来所收受的讲课费、培训费、研讨费等不合理报酬。
“我的理解是，只要给专家的劳务报酬是市场价，也不和产品销售额挂钩，不返点，就不涉及腐败。”上海某外资药企一位医学部人士对“医学界”表示，“但现在不清楚具体尺度在哪，所以一律停止打讲课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八条指出，“禁止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其代理人以任何名义给予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等有关人员以财物或者不正当利益。”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不会直接适用该条款定性，但这也体现了监管部门始终对企业与医方间的财务往来持谨慎态度。
“有很多企业都会向我咨询，需要准备什么文件，保存什么证据，推广活动和劳务报酬就合规了。”李岑岩对“医学界”表示，“这恰恰说明他们还只想从一个点上去解决问题。法律法规系统庞杂，只要本身动机不纯，总会触碰到某条红线。”
一个典型案例是2018年，上海青浦区市场监管局对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处以了15万元的商业贿赂罚款。判决书显示，在一场卫星会期间，企业向7位专家支付了总计24000元的讲课费。执法机关认为，当事人通过向授课专家给付讲课费、帮助制作讲义、PPT等形式，影响了专家的授课内容，达到向参会医生宣传产品、影响参会医生专业判断的目的，从而获得了竞争优势。
“讲课费金额不高，发票真实，也没有查出回扣，但不代表就不违规。”李岑岩说，“上述案件中，专家进行授课，但讲义竟然是厂家给做的，还涉及到产品的直接推广，明显违背学术推广中专家中立、客观、真实传递医学知识的初衷，隐晦地让专家成了企业的‘代言人’。”
不仅仅是讲课费，“医学界”查阅发现，2017年上海市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某药企在药品销售过程中，赞助一名心血管内科主任参加“欧洲心脏病学会”往返伦敦商务舱机票，共计57095 元。执法机关还查明，期间该医院心血管内科向该公司采购6种药品合计价值人民币772536.25元。
“对应到专家职级，是否符合国家对公职人员赞助的管理规定？高额商务舱是否合规？即便法规手续都齐全，企业能否提供可靠的立项说明，包括为什么请这位专家出国？专家的参会所学，大到对国内医学科研，小到对科室的患者，能提供哪些指导和帮助？尤其是企业与科室还有业务往来，这些说不清楚，就算不是直接给回扣，也容易被认为是商业贿赂。”李岑岩分析。
事实上，无论是药品信息传递、患者教育还是各类医疗慈善活动，临床和医疗产业协作是医学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期间给予医生本职工作外的劳动付出以合理报酬无可厚非。但长期以来，一些企业以学术之名行销售之实，变相贿赂，导致劳动付出也成了“灰色地带”。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由于合规的严格程度与业绩往往成反比，在多数民企，合规部门边缘而尴尬，不受欢迎。某民企合规官表示，在处理销售领域的合规事务时，和很多大区经理交涉过，知道他们为了完成业绩、维护客户关系，在某个节点上会有“曲线救国”之举。
企业担心不给点好处，产品就可能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对于一些医生来说，本轮反腐中哪怕‘问心无愧’，近期也开始规避办会参会。“除了受局势影响，一些人也可能对劳务报酬和赞助的来路缺乏信心。这笔钱中途周转了多少次？是否有项目串换？发票是否合规？医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不知道这笔钱经过企业内部流转后是不是还合法。”李岑岩说。
药企与医生群体的信任、协作关系都需重新建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强今日撰文表示，医学会议是医生在一起学术交流，客观上对提高技术以及继续再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现在有多会议都变了味。
“2014年我在美国时，听我的老师蔡强教授介绍，他们一年的学术费用都是医院在年初打入账户，此后你想参加什么会议，自己交注册费自己订机票酒店。协会决定哪些专家讲课，讲什么题目，费用极低。平时包括器械商药商推销产品，有严格的规定，否则可能违法。我当时在埃默里大学，有一次波士顿科学公司来介绍最新的产品 ，中午连盒饭都不敢提供。在日本，有很多小型学术会议，我听说也都是医生自己坐火车去参加，会场提供盒饭，学习完自己回家。”
刘强认为，学术不仅要打假，更要打击腐败。但没有合理的机制，很难界定学术腐败，容易打击掉学术会议的正面作用。
李岑岩建议，企业在项目进行中要做到“七流合一”，其中的业务流和法律关系流涉及到立项初衷，“在合规的业务和法律关系下，医生应该是帮助药械企业收集产品临床数据、做数据分析、反过来用于科研或市场医学教育。同时也帮助企业改进产品、拓展适应症、修改不良反应等，这都是有益于社会的。”
此外，财税科目流、合同流、资金流、发票流、证据痕迹流也需要完善保存，“初衷对了，终点对了，中间的文件手续也合规齐全，在接受审查时才站得住脚。”
上海市律师协会竞争与反垄断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田小丰也曾公开撰文指出，鉴于医药企业赞助学术会议仍存在认定为商业贿赂的风险，尤其对于赞助医生个人，建议医药企业应尽量按照《捐赠管理办法》规定的捐赠流程进行。
如因客观原因无法完全按照捐赠流程进行赞助的，企业应在做好学术会议真实性审查，确保会议赞助不与产品销量挂钩的基础上，做好各类合规工作，包括：会议应属于与诊疗技术相关的学术性会议；避免无关费用支出，出现景点门票、导游服务费、杂费等非正常费用；赞助费用标准不宜过高；避免将职能部门作为赞助对象等。
监管、企业、医生，最终要共赢
李岑岩认为，各级部门在反腐过程中应做好正确指引，不能打击面太广，把合法的东西认定为非法。
“药械和其他产品不同，临床和产业协作下，通过学术会议传递医学信息的做法势必存在。国家要打击的是腐败，是不合法不合规的报酬和赞助等。只有做到精准制裁，不偏不倚，才能最大程度减少对行业良性发展不必要的影响。”
“反腐本身和职业没关系，而和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操作规范挂钩。”前述上海外资药企医学部人士同样向“医学界”表示，“至少我所在的外企，合规政策始终到位，只是层层执行中就是有人想赚快钱，不遵守规定。”
对于备受争议，以药代为代表的销售人员，他推测这一职业的未来发展，会趋向于医学联络官（MSL)，即结合产品特性给医生提供学术、科研支持以及信息更新交互等，“这要求他们要提高自身医学素养，否则根本无法和医生平等对话，只能当个‘卖东西’的，在反腐中被淘汰。”
在近日接受《医师报》采访时，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蔡江南表示，反腐力度加大，客观上会带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收入减少的问题。“仍需要其他配套措施的跟进，例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使得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能够依靠自身劳动得到合理收入补偿，自身价值得到体现。”
他认为医疗反腐只是刚刚开始，为了弥补收入的下滑，或许会促使一部分公立医院医生流入社会办医，包括民营医院、个体办医等。
“无论是公立医院的特需门诊，还是多点执业，发展非公医疗、消费性医疗等，政府指导价结合市场调节价，国家一直在进行宏观调控，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是必然趋势。”李岑岩表示，“但过程确实艰难。单就药械领域，即便国家一直在压水分，但因为产业全链条长，从研发到厂家再到入院都是成本，医保依旧会承压，短期内很难再大幅提升医疗服务价格。”
无论是加大药品耗材领域监管，还是医保飞检的全面启动，从反腐链条中节约出的成本，也终将以更阳光的形式惠及医生和患者。在7月24日发布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中，除了将“廉洁”等表述纳入医改重点工作，也同样强调了要深化公立医院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注重医务人员的稳定收入和有效激励，使医疗服务价格更好地体现技术劳务价值。
本轮反腐影响深远。李岑岩表示，“不少药企近期会议不敢开，学术也不敢讲，股价遭遇暴跌，但这些都只是暂时的，经历过阵痛期，肃清了营商、医药产业合作的环境，最终会加速医疗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